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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左汶骏     时间:2018-11-0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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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一次,将军听基地的一个干部说,从1969年到1979年十年间,基地的混乱已经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。发射官兵们像一群无头的苍蝇,成天瞎飞乱窜,造成的损失比“文革”最初几年还要大。而且近万名家属和孩子,无一人就业。尤其是孩子,几十年了,没一个考上大学!将军听后闷闷不乐,晚饭也不吃,当晚一连服了好几粒安眠药。特别是当他得知基地和国防科委的不少领导在“文革”中也和他一样,被斗、被关,甚至有的还被活活逼死、整死后,他心里就有一种痛!这种痛很奇特,他能感觉得到,却说不出来,比战争年代挨了枪子儿还要难受。噩梦般的现实像是一个谜,总让他猜不透,弄不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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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注民生、改善生活,是“十一五”开局之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大“亮点”。收入增加了、就业岗位更多了、社会保障更完善了……人们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生活中的喜人变化,迈向更加富裕的小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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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于“陆生三法”中“一限二不”的限定,周绪红并未发表意见。他仅强调,开放是不可阻挡的趋势,“总得先走出第一步”,相信未来政策会越来越开放。

该书稿为清末沪上文人杨葆光的日记体著作。杨葆光(1830—1912),娄县(今上海松江)人,字古酝,擅诗文书画,是晚清时期上海地区较有影响力的人物。从清同治六年至光绪二十七年间,杨葆光逐日将当时的天时、人事、自修、酬酢、著作、函牍、出纳等七类内容在日记中作详细记录。据华师大古籍研究所专家严文儒介绍,《订顽日程》时间跨度长,记载详尽,资料丰富,是研究晚清时期上海地区经济文化的重要日记体史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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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促进高职院校“双师型”教师队伍建设,并与服务地方工作紧密结合,省教育厅要求,高职高专院校专业基础课、专业课教师任职期内原则上须有到行业、企业挂职锻炼、合作研发或指导学生实习等实践经历,累计达6个月以上才能申报专业技术职称。近几年来,浙江高校教师服务地方的积极性日益提高,高校横向科研经费每年都以20%的速度递增,一批科研成果走出学校的“保险柜”,进入企业,为地方和企业新产品提高科技含量、实现产品转型升级提供了技术支撑。

减负不仅是教育现象,也是社会文化现象。学生厌学,老师厌教,师生关系紧张,以考为本的僵化学校管理机制,枯燥乏味的学校生活,已成为必须认真解决的问题。准确地说,减负不仅是减轻作业负担、课业负担、考试负担。观念的转变才是真正的减负。最重要的是抛弃教育价值观的功利化。教育价值观是各种教育思想的起点,是一种对什么是好、什么是不好的一般看法,犹如无形的紧箍咒,自动规范着人们的教育选择。只有站在反思教育价值观的高度,落实到培养什么人这个核心问题上,让教育价值观去功利化,才能触及问题的本质。如果教师只关心少数学生的利益,只关心教育对学生和自己的眼前价值;如果每个家长只关注子女眼前的分数排名,如果……那么,我们就只能在减负的迷宫里打转。(作者朱四倍系河南教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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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如他在课堂上讲冯友兰,不只讲其治学成就与方法,也注重考察其人生态度、思想信念与时代与社会的关系。“1949年之前为冯友兰‘实现自我’时期,‘文革’期间为‘失落自我’时期,对孔子的批判及对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均在此列。粉碎‘四人帮’后为‘回归自我时期’……”余三定这几句言简意赅的概括,让听课者一下子直面到学者鲜活的学术生命。他希望自己对学者的研究能起到一种“扬善惩恶”的作用———一方面不为贤者讳,另一方面要汲取他们的经验和智慧,而不是任其随着时间的流逝埋藏于故纸堆中。比如冯友兰的学术之路,典型地反映了中国现代学术文化的坎坷道路,中国知识分子的苦难历程。透过像冯友兰、郭沫若、范文澜这样的大学者“自我丧失”的悲剧个案,可以总结出深刻的历史教训,从中看出中国学术文化的衰退、复苏发展规律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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